两当兵变纪念馆-辽宁方大集团在甘肃的红色追寻

6月17日，辽宁方大集团100名党员代表在集团董事局主席方威同志的带领下，驱车700公里连夜从甘肃南梁抵达两当，在雨中向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业绩，继承和发扬两当兵变精神。

两当兵变纪念馆位于甘肃省两当县广香东路，是两当兵变部队的集结地，总占地面积42亩，主体建筑面积4670.5平方米，广场面积14000平方米。馆内共设三大展区六个单元：第一展区为两当兵变事件展区，第二展区为两当兵变历史传承展区，第三展区为两当兵变主要领导人生平展区。丰富的资料，详实的内容，展现了一幅在两当这片热土上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画卷。先后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级红色旅游景区，全国社科组织先进单位。

“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一次武装兵变，也是在甘肃发动较早的一次武装起义。

1932年4月，在陕西省委指挥下，许天杰、刘林圃、习仲勋等人在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发动兵变，将部队拉到陕西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

193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中共党组织派出党员秘密去十七路军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

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习仲勋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进入该营后，习仲勋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他们还在该营积极发展党员，扩建组织。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地下党所控制。

1932年初，举行兵变条件基本成熟，此时传闻一营要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区去，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便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陕西省委同意兵变计划，并指示兵变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随后，省委派省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到达凤县后，在双石铺丰禾山庙内召开营党委会议，决定在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时，于午夜12时举行兵变。1932年4月1日拂晓，一营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1932年4月1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党员干部参加。会上，习仲勋简要向大家介绍了刘林圃，并向大家讲明会议意图。接着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和兵变的重大意义，并对晚上兵变行动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会议决定推举许天杰为兵变总指挥，兵变在午夜12时举行，由许天杰鸣枪为号，先将反动连长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随后起义部队与机枪连发生了激烈交火，营长王德修逃脱。

1932年4月2日凌晨，2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整，营党委研究部队整编事宜，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选举许天杰为作战总指挥、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

1932年4月下旬，部队从太阳寺向北继续进发，起义部队沿途与敌军作战多次，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起义部队主要负责人习仲勋、刘林圃等在崔木镇离队外出侦察，部队由许天杰掌握，在向永寿县甘井镇岳御史村转移准备休整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部队溃散，兵变失败。失败后，起义领导人许天杰、吕剑人都被抓去坐牢。

“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其目的是为了壮大陕北红军的力量，开展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两当兵变”在分化国民党统治力量、鼓舞中共革命势力，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两当兵变”成功地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3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两当兵变”震惊了陕甘国民党当局，他们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同时，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的斗争。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杰、吕剑人、左文辉等人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其次，“两当兵变”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提供了丰富经验。最后，“两当兵变”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两当兵变”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革命斗志，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两当兵变”也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两当兵变体现了革命前辈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习仲勋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12岁入团，14岁在狱中入党，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他，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受党组织委派，到陕西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他机警干练，讲究策略，同先期进入这支部队的其他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后担任营党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1932年4月2日，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在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协助下，营党委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将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他任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千里转战，计划与刘志丹部会合。但在东进途中，遭敌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两当兵变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其意义深远。

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前辈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和弘扬他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弘扬他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