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记载的“三纲八目”是什么？

前面我们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学完了《礼记》，今天我们将开始学习国学另外一部经典《大学》。

“四书”的来历

“四书”也就是所谓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是由朱熹编订的。在朱熹之前它们即不叫“四书”，也不是这个顺序。公元1190年61岁的朱熹在临漳做官的时候，用公费发行了“四经”和“四子”两套书，其中“四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四书”，从这个名字我们也不难看出，一开始朱熹是将它们当做“子书”的。

朱熹个人对四部书也都做了注释：《大学》、《中庸》的注释原创性很强，叫做“章句”，《论语》和《孟子》的注释则引用了程颢、程颐兄弟和其他一些人的意见，所以叫做“集注”，后人把它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

元、明、清三代科举都是以这套书作为标准教材，我们后世说“程朱理学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主要针对的也是这套书。这倒不能全部怪朱熹，理学的堕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宋朝的时候理学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说，到了元朝以后才被各大解说家弄得面目全非，开启了思想禁锢。

朱熹一开始给“四书”的排序是：《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但是《大学》和《中庸》的篇幅很短，后人为了编排方便，就把这两部书排列在了一起，形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

“四书”的编订受到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支持，因为“四书”比起“五经”而言，要简单的多。虽然科举也考“五经”，但是有了“四书”大家都纷纷投向了“四书”的怀抱。“四书”中《大学》是第一部书，它的内容简单易懂，有着高屋建瓴的恢弘气势，也有着提纲掣领的重要意义。

《大学》的来源

为什么我们要在讲完《礼记》之后，紧跟着就讲《大学》？原因很简单：《大学》原本是《礼记》的一个章节，后来才由朱熹将它拆分出来。

“大学”顾名思义就是“大人的学问”。在春秋战国的贵族社会中，大人指的就是贵族，也就是统治者，所以“大学”的意思就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学问，这个问题对于“王庶文讲坛”的老读者而言，我想完全不能够再难倒你了。

春秋战国时代是贵族的世界，贵族是分封制的特定产物：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共同组建起了宗法社会，《大学》既然讲的是贵族统治学，那么在已经跨入平民社会的宋朝为何会受到朱熹这样的推崇呢？

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儒家从荀子开始，开启了“法儒家”的模式，外表是儒家，内在却是法家，大部分打着大儒旗号的学者，本质上都在做着“托古改制”的事情，也就是借助对古籍的理解，而大肆掺杂自己的思想，推行社会的改革和变化。

“三纲八目”

我们翻开《大学》的内容，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短短几个字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接下来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也叫作“八条目”。儒家所谓的“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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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认为，这些内容是由孔子讲述，曾子记录的，后边对“三纲八目”解释的文字则是由曾子讲述，曾子的弟子记录，朱熹这样讲其实并没有任何根据，只是自我意识的遐想而已。另外有趣的一点是“三纲八目”中唯独没有“格物”和“致知”的解释，既然没有那么朱熹就只好自己补充完成，让《大学》和“三纲八目”从内容到结构，看上去都完美无缺。

但是朱熹这样做，也会引来一个问题，圣人的文字都敢补写，难到朱熹把自己当做圣人了吗？好在朱熹死后确实成为了圣人，也没有多少人敢对他提出质疑，但是明朝中叶一个叫做王阳明的人却偏偏在“三纲八目”的解释上与他唱反调。

究竟谁对，谁错这完全是思想层面的东西，这个内容就留给以后吧。今天，关于“《大学》一书的由来”的内容就到此结束吧，今天的内容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四书”的内容是由朱熹敲定的，但是排列顺序却是后人图方便的编排；第二、请您记得“三纲八目”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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