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我21年零三个月的基建工程兵军旅生涯，苦辣酸甜都在里边

摘要揭秘！我21年零三个月的基建工程兵军旅生涯，苦辣酸甜都在里边基建工程兵的历史只有18年，可他当兵就当了21年零三个月。已迈入古稀之年的老兵，提起自己当兵的历史，那就有说不...

揭秘！我21年零三个月的基建工程兵军旅生涯，苦辣酸甜都在里边

基建工程兵的历史只有18年，可他当兵就当了21年零三个月。已迈入古稀之年的老兵，提起自己当兵的历史，那就有说不完的话。作者姜锡钧写了一篇长文章，当了二十多年兵的他先从他当新兵开始，给我们讲起他当兵生涯的点点滴滴。文章较长，故事却很生动。

新兵

1962年6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当时部队驻地在大连市西郊。大连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我们的营房也很漂亮。到了军营，一切都感到新鲜紧张。

紧张的新兵训练快要结束了，连长告诉我们，7月28日进行新兵宣誓，颁发领章帽徽，然后分到老连队去。

7月28日这一天，我们新兵列队到团俱乐部礼堂开会。全团600多名新兵佩戴上领章和帽徽，显得格外精神。我们在鲜红的八一军旗下进行庄严地宣誓。当我举起右手宣誓时，顿时感到军人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了，而是一个肩负着保卫祖国重任的战士。

会后，我被分到通信连无线排电台四班，当一名电报员。我们班有四个新兵。在新兵连时，爸爸妈妈来信让寄张照片回去，但新兵连不准请假外出。来到老连队，我们新兵盼望过“八一”节放假，以便请假去照相。八一节前一天，我们向班长说了这件事，班长说：“好呀，明天我带你们去。”

“八一”节这天，连里又是杀猪又是买鱼买菜，炊事班开始忙起来。连里放假，我们都起得很早，整理内务，打扫环境卫生。我和小赵由班长带着出发，这是我到部队后第一次外出，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从黑石礁车站乘有轨电车到大连市里。在解放广场一家摄影社照完相，又去天津街百货商店，买了信纸信封和牙膏香皂之类的日用品。在返回途中，班长说：“时间还早。”于是，我们又到星海公园去看大海，玩了一会即归队。

下午，我和其他班的几个新兵一起去炊事班帮厨，帮助洗菜切菜，准备连里会餐。晚上，连里举行庆“八一”建军节晚会，老兵们精彩的表演，赢得大家阵阵掌声。我们二十几个新兵也来了个合唱，唱的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晚会结束了，我背起枪和班长一起站岗，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建军节。

“八一”节过去了，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中，除共同科目训练外，主要是通讯专业技术训练。即：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训练分室内训练和野外训练。室内训练主要学理论和操作，有线电话操作和无线电收发报。野外主要是实战训练，训练非常严格，不合格重来，毫不含糊。连长经常教导我们，当一个通信兵，须做到迅速、准确、保密。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保证通讯畅通，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通信兵是首长的耳目，是部队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千万马虎不得，贻误战机是要掉脑袋的。当时，我们连流行的口号是“良好的作风是培养出来的，过硬的技术是训练出来的。”“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经过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摸爬滚打的训练，我们的成绩不断上升，经常受到连队表扬，年终我们几个新兵还受到连里嘉奖。

不知不觉到了元旦，1962年新兵入伍了，我们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到来。新兵来了，我这个才当了半年兵的新兵就成了老兵了，我也从列兵晋升为上等兵。

当校外辅导员

1964年春节刚过，部队开始去沈阳工地施工了。我被留守在大连，主要任务是看守营房，搞农副业生产。

三月初的一天，连里通知我和韩技工到团部去开会。到了团部宣教股，看到了汽车连郑怀书和张先设两人也来开会。会议由秦股长主持。内容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一周年之际，由家村小学校来我部聘请校外辅导员。经团里研究决定派你们四人去当校外辅导员。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向雷锋同志学习，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并且对我们提出要求。

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由家村小学少先大队负责人于主任来到部队带我们去学校。到学校后，受到师生列队欢迎。我被聘为五年（1）班校外辅导员。

我们根据学校少先大队的安排，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清明节带领少先队员到大连烈士陵园去扫墓，到旅顺参观万忠墓革命烈士博物馆。到市体育场观看球赛，组织少先队员到星海公园游泳，参加学校运动会，和班主任一起去学生家进行家访。队日活动给同学们讲革命故事，做游戏。

1965年春天，我们连去辽宁盘锦执行生产任务。孩子们时常写信给我。1966年冬天，我们连调回大连冬训，孩子们听说我回来了，就跑来营房看望我。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孩子们告诉我，他们都上中学了。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他们都当了红卫兵，在搞大串联，到北京去看毛主席，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

1971年5月，我当时在北京七机部支左任军代表，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北京体育学院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王智毅同学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由于自己在农村表现好，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就来到北京体育学院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我看了信以后很高兴，及时给他回了信，约他星期日到我这里来玩。过了一个星期，他来了，我到车站去接他。一个小伙子下车后直奔我走来，说：“辅导员你好。”眼前这个小伙子就是王智毅。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一米八几，我都认不出来了。把他领到宿舍，我们聊了很久，叙说分别后的情况，特别是对在小学相识那一段美好时光，记忆犹新，特别留恋。我鼓励他要努力学习。

后来,我调回了部队，接着去了北大荒第二炮兵农场。因为工作调动频繁，加上交通不便，书信中断，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

建设导弹发射基地

1967年3月，在大连营房结束冬训后，部队又来到吉林省长白山地区，执行国防建设任务，修建我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

在通化火车站下车后，乘汽车进入施工工地。我们一营工地在一个叫木掀头的深山沟里，这里两边山很高，山涧有一条小溪，弯弯曲曲流向山外，这里是深山老林、山高坡陡、无人居住。这里是禁区，除施工部队外不准别人进入，在通往禁区的路上有哨兵站岗。我当时在四连三排任排长。

长白山三月的气温还很低，夜间还要结冰，刚搭好的帐篷地面潮湿，有的地面还往外渗水，晚上大头鞋放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起床就会冻在地上，拿不起来。

安置好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施工，我们排负责修路、建桥，从山外公路到工地约三公里，这条禁区道路是运导弹设备的，要求很严格：沙石路面，要压好几遍，路的宽度，弯道的弯度，桥的载重量等都有严格标准要求。我们修路先将原来的路基加宽抬高，铺上沙石，然后碾压，路的两边修上边沟。修完路接着修桥，由于山涧小河弯弯曲曲，这条三公里的道路要修四座桥，桥虽然不长，但质量要求很高。

挖好桥基础，就开始打桥墩和桥面。那时，修桥没有拌合机，全是用人工拌合混凝土进行浇灌。战士们光着脊梁，穿着裤头作业，个个汗流浃背、挥汗如雨，一个班干下来，战士们的裤头都能拧出水来了。

路修好后，我们又接受了盖导弹车库的任务。这个车库设计得又高又大，为坚固墙体，设计了两道圈梁、红砖砌筑，屋顶是木房架，上面盖水泥瓦，上房架时，没有吊车，6个大木房架硬是靠全排战士提、拉、架上去的，车库盖好了，远看像座三层楼。

接着，又去修导弹发射场坪。先挖基础，然后浇灌混凝土，混凝土要求标号很高，各种设备严格，技术性很强，预埋件很多。每班作业现场都有工程技术人员指导，工作量不大但很复杂，精确度要求很高。

在建导弹发射基地的施工中，我学会了看图纸、放大样。学会了修路、建桥和盖楼房等施工工程技术。

我在七机部当军代表

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一时间，全国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各地方单位也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群众组织。

为了稳定局势，搞好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3月29日中央军委作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决定，先后有280多万名解放军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北京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军管会当军代表的。这正是在特殊年代接受了特殊任务。

——奉命进京支左。1969年下半年，我从营部调到二连任副指导员。记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刚从工地回到连部准备休息，电话铃响了，连长接过电话，是营教导员打来的：“老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接团里通知，决定让你去北京支左。”

我们团这批去北京支左的共三十多名同志，由石参谋长带队，整个五十一基地由政治部高副主任带队。11月20日我们打起背包乘火车就去北京了。初冬的北京有些寒冷，但比起东北还算暖和。到了北京住在海军大院招待所，因为人多没有床，我们全睡的是地铺，就是把草垫子铺在地板上睡。二炮系统其他基地的人也陆续到了，总共有四五百人。

我们在海军大院大礼堂办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的文件。学习班结束那天，七机部军管会主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带领部军管会其他首长，接见学习班全体人员，并作了重要讲话。

——军代表不好当。第二天，即：1969年12月1日正式进驻七机部，我们团支左人员被分到第二研究院699厂（简称：二院699厂），汽车载着我们沿着西长安街到了永定路二院699厂。

汽车到699厂, 迎接我们的是厂军管会苗副主任及厂军管会后勤组的两位军代表, 他们忙着给新来的军代表安排住处。我和李明利安排在厂部办公楼二楼。

晚饭后，厂军管会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八十几名新老军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二炮各基地的官兵。先前的军代表有总参、总政、总后的，也有全国各大军区的。军管会对我们新来的军代表进行了分工，我一个人分到厂政治部。会上，厂军管会王副主任向我们介绍了699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当前文革运动和两派群众组织情况。接着厂军管会王主任做了重要指示。

会后，苗副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介绍了厂政治部的情况：“699厂政治部设有组织科、人事科、宣传科、保卫科、秘书科、档案室、武装部、还有工会、共青团和俱乐部等共十几个部门。现在在职的人数不多，有些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有的去了三线。七机部现在有两派群众组织，一个是9.15，一个是9.16 ，两派派性比较严重，斗争很激烈，形势复杂……”

从进厂的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各单位都由军代表带队出操。我们每天除了正常工作外，晚上还要进行走访，到职工家里了解情况，沟通感情，做思想政治工作。军管会经常晚上开会，汇报情况，研究工作。经过军管会的艰苦努力，人们的精神面貌逐渐改变了，全厂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人造卫星上天了。根据部里的指示，军管会要集中力量做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当前主要任务是保证人造卫星上天，搞好人防工程，修好防空洞。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各车间的机械又飞快地转起来了，全厂上上下下都在为保证人造卫星上天忙碌着。

三月底的一天，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领导到二院来视察，我们在厂部大门口列队欢迎上级领导。看到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同志正健步走过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钱学森同志是我最崇拜、最敬仰的科学家。他是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是著名的科学家。见到钱学森我激动得不得了，使劲地鼓掌，两手都拍红了。后来，我调到部里，才知道钱学森同志原是七机部副部长，住在七机部大院。一栋小楼，独门独院，有军人站岗。我们能经常看见他。

由于七机部全体科研人员和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人造卫星发射的消息，1970年4月24日晚9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发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

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已同苏联、美国的卫星并驾齐驱遨游太空了！我们中国从此跨入了航天时代！这是令中国人万分高兴和自豪的事情。

——到部机关工作。五月中旬，我调到七机部部机关工作。当时厂军管会领导找我谈话，因工作需要，部里要从各院抽调干部去部机关工作。每个院抽调一名干部，咱们二院将这个名额给了我们699厂。调干条件：一是政工干部，二是文化程度要高中以上，三是其家属是正式工。我刚好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军管会研究决定把我调到部里。我回到政治部，办理了交接手续，又到二院干部部，开了调转介绍信。第二天就去部里报到。

政治部的军代表要轮流值班，在七机部政治部值班室值班，是一件很严肃很认真的事。要求严格。值夜班是从晚上7点半到次日早上7点半，星期日白班是从早上7:30到晚上7:30。值班室内有6部电话，有国务院的（红机）、国防科委的、还有其他部委的及部里各院、厂、所的（内部总机转）。值班忙时几部电话同时响起，要求先接国务院的，依次是国防科委的，各部委的，然后是部里下属单位。来电话要认真接听，认真做好记录。要详细记录来电时间、单位、姓名、内容、需要回电、汇报和答复的内容，该电话要转哪个部门办理等等。下班时要向承办部门交待清楚，最后双方签字。

一次冒险行动

1981年8月初，政治处安排我们组织股下十连蹲点，总结十连党支部抓施工中政治工作的经验。8月10日，团电影组去十连放电影，我和黄光剑干事乘放电影的车从汉中出发去十连。十连在略阳县金家河磷矿施工。

金家河磷矿地处秦岭南麓，这里山高谷深林密。磷矿办公楼和家属区坐落在北山坡上。坡下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条公路沿着小河通向略阳县城。施工工地就在对面的山坡上，一座水泥桥横跨在小河上。这是通往山外的唯一出口。

我们到达十连施工工地的第二天，开始下雨了，山区下雨是经常的事。因为下雨施工也就是干干停停,施工进度上不去,大家都很着急。雨在不停地下，一连好几天，越下越大，河水涨了。连队与磷矿职工一道投入了紧张的防汛工作。

由于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冲坏了道路，中断了交通。汽车开不出去，不能到县城买粮和蔬菜，粮没了，菜没了。全连人员面临着严重的问题。100多人吃的紧张了，连里决定，一天三顿熬稀粥，放点菜叶，坚持着。面临缺粮缺菜的情况，连里想办法派人徒步到略阳县城去背粮。背了两次后，河水猛涨实在过不去了。连里又派司务长等人到康县（甘肃省）那边农村去买粮。

20多天过去了，大雨还下个不停，路冲垮了，所有交通都中断了，电话也联系不上。这样下去不得了。一个连队被困在深山里，怎么办？我和连里领导研究，最后决定，由我带几个人徒步走出去，回汉中向团里汇报，请求团里增援。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黄干事、十连的老张还有两个战士，我们五个人冒雨出发了。一路上看到被冲垮的房屋，冲毁的庄稼，冲断的公路。看到山体滑坡下来的泥石流堵塞了道路，堵塞了河流，使河水改道冲毁农田。我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艰苦地行走。十几里的山路我们却走了近三个小时。虽然大家都穿着雨衣，但衣服早已被汗水和雨水湿透了。大风吹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好不容易走到嘉陵江边，过了江就是略阳县城。可是江边找不到渡船，一问才知道，因涨水停止摆渡。要过江，得走下游的铁路桥。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走。”我们又花了一个小时绕到下游。从铁路桥上过。

到了略阳县城一看，整个县城进水了。水夹着淤泥足有50厘米深，最深处一米多。家家户户都在清淤泥浊水。商店关门，饭店停业。我们只好饿着肚子赶路。沿途到处都在抢险救灾。

当我们走出县城十多里的地方，这里是嘉陵江转弯处，水急浪大。靠山边的公路被断断续续地冲垮了，行人只能从山坡上绕过去。走着走着，前边有军人站岗，不让我们过去，怎么回事？哨兵说：“前边路段全部冲垮，现在正在开山放炮，抢修公路。”我们说明了紧急情况，他说：“你们到前边看看吧，首长在那里。”我们踩着乱石到前边一看，傻眼了，哪有什么路，只见刚刚炸开的山头，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深渊，咆哮的江水像脱缰的野马，飞腾而下，真是惊涛骇浪。怎么办？前进无路，后退又无别处可过。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大家商量一下，决定过，无论如何也要过去。我们向负责开路的首长说明了情况。他说：“不能过。太危险了。”经过我们再三请求，他说：“你们也是执行特殊任务，自己决定吧。”

大家又商量一下，都同意过，“我们攀着岩石过去。”但我最担心大家的安全。万一……大家说：“股长，你放心，只要我们勇敢沉着攀爬，就能安全过去。小心点，不会出事的。”这时小董说：“我先过。”说着就登着岩石爬上去，紧接着一个跟着一个爬上去。个个双手攀着岩石，身体紧贴着峭壁，像壁虎样，一步一步往前攀爬。头上下着大雨，脚下是波涛滚滚的江水。眼睛只能向前看，不敢向下看。因为向下看到涛涛的江水会头晕目眩，会产生恐惧感。就这样提心吊胆地攀爬，因为刚炸开的山头，山石有些松动，不时有碎石被蹬落，滚到河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最后一名同志落地了，大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当时攀爬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精神都高度集中，没有感到害怕。等到大家都过来了，再回头一看，吓死人了，顿时冒出一身冷汗。多危险啊！万一哪块石头一松动，脚下一滑，人就会掉进波涛滚滚的江里。真是后果不堪设想。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头皮发麻。

顺着山间小路爬上山岗，这时，雨小了，风却大了。被雨水和汗水湿透了的衣服，被风吹得浑身冰凉。我们接连翻过两座山岭，下了山就是勉县县城了。我们沿着断断续续残缺的公路走，有的路被冲毁了，我们就爬山坡穿树林。天渐渐黑了下来，还好在半山腰遇到一辆抢险救灾的解放车，我们说明情况，好心的司机让我们上车。到勉县汽车站，赶上了最后一班去汉中的公共汽车。

回到汉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夜里我发了高烧，起不来了。第二天，团里知道后，派人来看望我。听了我的汇报，团里立即让谷参谋长带领机关有关人员绕道前往十连察看灾情，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打了一天吊针，第二天我赶到团部上班。在我离开团部一个月的时间里，汉中市也遭到特大洪水灾害。据同志们讲，我们整个营房一片汪洋，汉江水泛滥，淹没了大半个汉中市，营房水深一米七左右，机关人员全部搬到三楼顶上。全机关人员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卫生队派出几个小分队到受灾严重的生产队送医送药、喷洒消毒，防止传染病流行。

9月下旬，国务院杨静仁副总理率领中央慰问团来汉中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区人民，并专程来看望我们团，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汉中市人民感谢子弟兵。11月份，解放军三总部和陕西省分别授于我们团“抗洪抢险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三次转业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复员转业对于一个军人来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我却遇到了特殊情况，三次批准了转业，前二次都没有走成。

第一次转业。1976年11月底，部队干部转业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浙江宁波地区接新兵，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考虑到自己家庭困难情况，决定转业。我向周副政委提出申请，周副政委是新兵团政委。他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后，就向团里作了汇报。12月底，上级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接完兵回到部队，知道和我一起批准转业的还有我们股的臧干事和两个王干事。组织股八个人一下子转业四个人。但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中央军委要召开扩大会议，全军干部转业工作推迟了。

1977年4月份，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工作组来到我们团里，开始整党。组织股董股长参加，一个人忙不过来。组织股留下的三个干事，两个干事是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还有一个何干事是负责党务的，但他因病住院了。一天，周副政委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我去后，他说：“这次团党委整顿任务很重，你们股长一个人忙不过来。因此，团党委研究决定，让你参加整党。”第二天，我就参加整党工作了，忙了一个多月，整党工作才结束。

我想这下可该没事了，就在这时，团党委正式开会研究，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工作。周副政委找我谈话，说：“老姜啊，留下来吧，组织股需要你，你的家庭实际困难，我知道,家属可以随军嘛。”就这样我被留下来了，于是，1978年10月，家属办理调动手续随军了。

第二次转业。1982年下半年，我在我团西安指挥部工作，当时，基建工程兵要整编，我们三十一支队要调到深圳。一时部队人心浮动，我考虑到自己的具体情况，上次转业没让走，这次还是争取个别转业。于是，向团里提出了转业申请。春节前夕，我的申请被批准了。同时被批准的有宣传股的李股长、干部股的王股长、保卫股的宋股长。

春节过后，部队开始搬迁，我们已批准转业的干部，留在汉中等待转业。第一批三月份去深圳，政治处的刘主任和我们股的常干事去了深圳。“五·一”过后，第二批开始准备了，一天下午，周副政委组织政治处全体开会，布置搬迁工作。会上，周副政委说：“经过团党委研究，政治处的搬迁工作由姜股长负责，大家一定要配合工作。”我当时表态“虽然要转业了，我一定组织好，把大家送上车。”会后，政治处的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出发那天，我在火车站指挥大家装车，忙了一个上午，快发车时，团里突然通知我，要我随军列去深圳。因为路上要走好几天，政治处没人负责不行，团里决定要我跟车把政治处的同志们送到深圳。我感到很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还是服从团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