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尖子生26刀刺死班主任，在古代“弑师”会领什么刑？

1/16岁与26刀

在万民狂欢的双11之后的11月12日，湖南省沅江三中的校园内发生了一起影响全国的“弑师”案——年仅16岁的高三学生罗某，在教师办公室狂刺其班主任鲍老师26刀，至鲍老师当场死亡。

是什么样的“仇恨”让一个16岁少年举起屠刺向恩师呢？其实，这一切与“仇恨”无关。行凶者罗某，是人们眼中的好学生，成绩一直位居班级第一；被害者鲍老师是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曾获益阳市优秀教师称号，作为班主任，他对罗某寄予厚望，平时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关心罗某，就在惨剧发生前不久，鲍老师为罗某争取到了“胡杨助学金”。

这本是一对和睦相处的师生，没想到，却发生如此悲剧，确实令人痛心。

2/十恶不赦之罪

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发文称：“犯罪嫌疑人罗某杰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悲剧发生后，人们在思考教育教学问题的同时，也对年仅16岁的“少年杀手”的命运产生了关切，他将面临怎么样的处罚？

关于弑师，古代就有具体的量刑标准——被归于不赦的十恶之罪。那么，古人所说的“十恶不赦”是哪“十恶”呢？

人们在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时经常使用“十恶不赦”这个成语。在现代汉语中，成语中的“十恶”并非实指，而是泛指重大的罪行。但是，在我国古代，成语中的“十恶”却是实有所指的。

“十恶”最初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故又称“十恶业道”。

“十恶”之罪，它是在西汉的“大逆不道不敬”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齐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而到了隋开皇初年，随着佛教的兴盛，封建统治者遂将佛教之中的“十恶”之名引入律法，以之代替了《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十恶”之罪名遂正式出现。

3/弑师是十恶之一

“十恶”之罪的具体内容，《唐律疏议》中有详细的规定，其中的第九恶为“不义”：主要指平民谋杀本地各级地方长官，士兵谋杀本部五品以上的长官，学生谋杀老师。凡是预备谋害的，流放二千里，已伤害的绞，已杀害的，皆斩。

学生杀害老师，应判斩刑，斩刑可分腰斩与斩首，是非常血腥的了。“弑师”者为何会获如此重刑呢？因为，在中国古代，尊师重教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的。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封建统治者大多号称以“孝治天下”，“弑师”同“弑君”、“弑父”一样，是“大逆不道”之罪。

对于老师的尊重，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对未来的尊重，对希望的尊重。现在有些农村，家里应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就是尊师最直接的表现。

4/未成年保护与惩戒教育

现在多提倡素质教育，要求以学生为本，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却因此束缚了老师的手脚，对于违纪的学生不敢管、不愿管，学生的个性是得到张扬了，但是，少了挫折与惩戒，心智并不成熟的少年，往往也会误入歧途。适当的惩戒教育，应该可以校正这些正在成长的树苗。其实，人群素质的提高，光靠口头说教，效果难有显著。比如新加坡的鞭刑，就为国民素质的提高立下汗马功劳。

尤其有了《未成年保护法》这个后盾，让学生与家长都变得有些“肆无忌惮”，因而也引发了不少“极端事件”。

2013年9月15日报道称，江西抚州临川二中发生一起命案，该校高三学生雷某因不满班主任孙某的严格管理，产生积怨，将其杀害致死。（《京华时报》）

2015年10月18日，湖南邵阳邵东县3名在校生，入室抢劫当地小学宿舍，持木棒殴打一名女教师，并拖至卫生间用布条堵住其嘴巴，最终致这名教师死亡。3人搜走财务后，将女教师尸体藏匿在床底，清理现场血迹后逃离现场。3名嫌疑人均为在校学生，年龄最大的13周岁6个月，最小的不满12岁。（《新京报》）

2015年12月4日，在湖南省邵东县创新学校高中部6楼的教师办公室，49岁的滕老师他毫无防备地挨了刀，旋即倒在血泊中，很快就没了呼吸。他身上总共有3处刀伤，致命的一击，是从前胸扎来，刺穿骨骼，扎进心脏。凶手是他班上的一名高中生，他教了3年。（《新京报》）

中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做出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其实，像中国这样坚持“不满14周岁不负一切刑事责任”的一刀切标准的国家并不多。比如说，英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可以到10周岁，对于要求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英国司法部坚持认为：10岁的儿童已经完全有能力区分淘气行为和犯罪。

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被不少人讥为“重保护，轻处罚”。这主要源于跨越式的法治进程中，不同法治发展阶段的问题被压缩在一起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尚未充分承担“保护”职能的时候，就面临“袒护”的质疑。为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该到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