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覆灭记

撰文：拾柴者

监制：花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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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香港记者采访禹作敏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记者说：“有人称你是这里的土皇帝……”记者的话只说了一半，就被禹作敏立刻打断：“把'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禹作敏的回答，令善于言谈的记者也不禁一时语塞。

禹作敏为何敢如此大言不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结局又如何？

1930年，禹作敏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禹家共有子女4人，禹作敏排行老三。禹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大邱庄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禹作敏自幼也没什么机会读书。

从这些方面来看，禹作敏的一生似乎也只能“继承祖业”，以耕种家中的几亩薄田为生。未来运气好，可以娶妻生子，为家里延续香火，也算完成了自己作为禹家人的责任。但命运偏偏没有如此安排，它给了禹作敏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禹作敏的家乡大邱庄，地处华北盐碱地，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导致大邱庄被称为“贫困村”、“讨饭村”。大邱庄的农民世代贫苦，他们并不甘于现状，试图改变一切。为了脱贫致富，大邱庄的农民积极向大寨学习，改变观念，修建台田。

即便如此，大邱庄也只有400余亩土地可以耕种，全大队上下齐心协力之下，一年下来也就只能收入20万元左右。彼时的20万元虽然具备极强的购买力，但这可是大邱庄全村的年收入额。大邱庄虽然是贫困村，但必要的开销却一样也不能少。粗略地算下来，刨除各种必要支出后，最多也就只能剩下5、6万元的样子。

而且，大邱庄每年都会有一部分欠款户、超支户，导致原本就不充足的资金，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大邱庄最穷困的队上，有时候劳动一整天，也就只能得到2角钱的分红。年复一年，皆是如此，不论大邱庄的农民如何努力，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想要摘掉“讨饭村”的帽子，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1977年，迎来了大邱庄的再一次选举，这一次选举中，大邱庄的农民们一改往日的选举标准，坚定地提出了“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来当”的口号。从这个口号可以看出，饱受穷苦困扰多年的大邱庄农民，内心对贫穷的抗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穷怕了，也不甘心就这样世代贫苦下去。

禹作敏是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对大邱庄几十年来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才能带领大邱庄脱贫致富？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禹作敏对于这个问题，心中是有一些想法的，只不过他的身份低微，那些想法始终无法实施。

1977年的这次选举，让禹作敏看到了机会。以“带领大队致富”为标准的竞选，禹作敏显得更有竞争力。无论是他以往在修台田时的积极表现，还是他对于带领大邱庄所表达出来的想法，都让大邱庄农民信服。

为了实现带领大邱庄脱贫致富的理想，他在竞选时向大邱庄农民们承诺，只要给他三年时间，他一定会摘掉大邱庄贫困的帽子，若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三年后不用别人赶，他自己主动辞职。

禹作敏的坚定态度，赢得了大邱庄农民们的信任，顺利当选了大邱庄的一把手。禹作敏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真的有办法改变大邱庄的贫苦现状吗？这一点毋庸置疑，他并没有撒谎，对于该如何带领大邱庄致富，他通过回顾大邱庄过往三十年的脱贫失败经历，总结出三点大邱庄需要做出的改变。

其一，禹作敏意识到，大邱庄从前“以粮为纲，穷当当”，想要脱贫，就要改变现状，将经济发展重心从种粮食转移到发展经济、办企业上；

其二，禹作敏认为，想要办成事，就要将整个大邱庄拧成一股绳，实现他个人的高度集权，才能在未来工作中如愿达到“劲儿往一处使”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各吹各的号， 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

其三，禹作敏对大邱庄以往的“大锅饭”形式有些看法，他认为这种形式对于经济发展的弊病很明显，需要改成“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禹作敏这样改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大邱庄的农民中，有能力的人率先凸显出来，率先致富，禹作敏称这部分人为“能人”。

禹作敏将大邱庄未来发展方向定下来以后，就开始着手开发村里的“能人”。在众多“能人”之中，有一个名为刘万民的人，人称“刘万能”，是必须要花费些笔墨仔细介绍一下的重要人物。

刘万民原本是一名工人，早年间在天津的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正所谓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刘万民在冶炼厂当工人期间，表现非常突出，很快就得到了主管的认可，被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

本来刘万民可以一直走这条路，未来在冶炼厂的发展前景也会不错，但大环境不好的1962年，处于困难时期的冶炼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正因为如此，刘万民只得被迫离开冶炼厂，返回老家大邱庄务农为生。由于刘万民的能力出众，远比同村大多数农民要懂得多，头脑又十分灵活，具备组织能力，返乡后很快就当上了生产队长。

禹作敏带领大邱庄展开经济发展以后，见多识广、精通冶炼技术，并且在冶炼行业有一定人脉关系的刘万民，很快就进入了禹作敏的视野。禹作敏将刘万民视为“能人”，对他非常器重，委派他外出考察适合大邱庄的项目。

刘万民不负重托，外出考察一段时间后，发现冷轧比热轧的成本要低很多，而且冷轧也适合在大邱庄办厂。禹作敏不精通冶炼方面的技术，但他对刘万民非常信任，对这件事简单了解后，当机立断，直接拍板由大队拿几万元做资本，又四处借来了数万元，凑出15万元的资金交给刘万民办厂。

15万元，对于贫困的大邱庄而言，已经算是一笔巨款。想要存下如此大的一笔钱，即便是集全村之力，也要辛苦劳作数年才能积累下来，这其中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也可以从这件事看出禹作敏是一个办事果断之人。

15万元虽然不少，但想靠15万元就办起一个工厂也绝非易事。其他的费用且不论，单单购买冷轧所需的设备这一项，15万元就不是很足了。但刘万民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表示就用这15万元就能办厂。

刘万民对冶炼技术很精通，对冷轧的相关设备也都熟悉，在这方面有人脉关系。他拿到这笔钱后，叫来兄弟刘万全，二人奔赴天津，四处收购冷轧所需的废旧设备。随后，刘万民又通过自己以前在冶炼厂里的人脉，找来了懂得维修改造设备的人才，帮他实现了“变废为宝”。至此，凭借禹作敏的果断拍板、刘万民的克服万难，冷轧带钢厂在大邱庄就这样如愿办起来了。

禹作敏、刘万民的判断没错，冷轧带钢厂刚刚成立一年时间，就赚了整整17万元。不仅将投资的钱全都赚了回来，还有余款。随着冷轧带钢厂的蓬勃发展，禹作敏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颇具野心的禹作敏，很快利用“滚雪球”的方式，将赚来的钱继续投资建厂，短短几年时间，禹作敏就将大邱庄的工厂数量，从一个发展为四个，而且每一个厂就处于盈利状态。

1984年，距离禹作敏上任仅仅过去7年时间，但大邱庄已经在他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的禹作敏深受大邱庄村民的拥护，无论各界来人，他们都会对禹作敏赞赏有加。原因只有一个，禹作敏带着他们致富了，大邱庄也从曾经的贫困村，变成了致富的代表。

新华总社记者林沫在这一年到大邱庄采访了禹作敏，禹作敏此时与7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仍然保留着当年就具备的质朴和坦诚，但同时也多了几分得意。他对记者谈话时，几组数据随口就说了出来，如数家珍。

禹作敏告诉记者：“大邱庄全村3000余口人，固定资产已经达到2000万，承包单位也有15个。带钢、电器、制管、印刷四个厂，如今已经有许多下属工厂，产生的年利润可以达到1000万。”

当被问及致富的经验时，禹作敏颇为得意，阐述了自己多年来破格任用“能人”的经历，并向记者盘点了一下自己任命“能人”的案例。

除了刘万民以外，他还拍板任命了多位“能人”，李凤政就是其中之一。据禹作敏介绍，李凤政头脑灵活点子多，胆子也大，平日里谁都不怕，但唯独只怕他一个人。当年选举时他不被众人看好，是他力排众议，将李凤政吸收进自己的领导的班子。

还有石家民，是一个插队来到大邱庄的青年，善于主持婚礼。得到禹作敏的重视后，如今已经成为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了。

再就是张延军，24岁时创业在村里养猪，结果由于缺乏经验，200头猪死了将近一半。不过，失败没能让他气馁，他从此加紧学习相关知识，每天夜里捧着养猪的书看。禹作敏见他事业心很强，将他吸收过来，如今成了电器厂厂长。

诸如此类的“能人”案例，禹作敏介绍了很多，都是些很成功的例子。善于用人，也就成了他能够带领大邱庄脱贫致富的宝贵经验。也正因为如此，大邱庄各个厂子里的骨干人员，以及一些村干部，都是通过禹作敏的提拔才走到了关键岗位上，他们对禹作敏感恩戴德，加上禹作敏给他们提供高额的提成，令他们对禹作敏“忠心耿耿”。

禹作敏在大邱庄的成功，主要还是经济上的成功。而他搞得建厂发展经济这一套，属于市场经济，与当时主流的经济方式还是有一些相悖的情况。所以，禹作敏办厂虽然成功，但他不知满足的野心，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取得阶段性巨大成功的禹作敏，不甘心就此收手。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开始利用手中积累的财富，腐蚀一些干部，除了好吃好喝招待以外，还设置了高额的“信息费”，只要谁帮大邱庄办事，就毫不吝啬“信息费”。

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帮助禹作敏办事后，拿到所谓的“信息费”，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向罪恶的深渊走去，无法回头。禹作敏给钱的时候承诺，大邱庄所有人都会对此事保密，绝不外传。但这样的方式，也使得禹作敏抓住了许多人的小辫子，他们逐渐同流合污，再也分不清彼此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禹作敏与大邱庄逐渐脱离了这种处境，摇身一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先行者。机缘巧合之下，禹作敏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上，截至1987年，他掌控下的大邱庄工业产值竟然已经达到了2亿元之多，第二年更是直接翻了一番。这种发展速度，在彼时的中国难得一见。

禹作敏到底有什么本事？为何能让大邱庄工业的发展速度如此惊人？其实，禹作敏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成功，靠得并非全是善于经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凭借“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以小为主，以多取胜。”其实，他就是将大厂都划成小厂，然后分包下去。

难道令企业快速发展的秘诀真的如此简单吗？其实不然，禹作敏的儿子禹绍国，曾在接受采访时，不经意间说出过大邱庄快速发展的“奥秘”。“以小为主，以多取胜”是假，利用化整为零，化大为小的方式，可以享受“新办企业由免税1年变成2年”，钻空子才是禹作敏能够快速提升大邱庄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

彼时的禹作敏，早已经忘记了当年选举时的初心，他不仅迷失了自我，也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完全改变了心态。他与大邱庄互相成就，被他视为“没有他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随着他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大，他提拔的“能人”又基本上都愿意为他卖命。禹作敏逐渐认为，他在大邱庄可以主宰一切，将大邱庄的一切都视作自己的私产一般。

正是因为如此，禹作敏才被称为“大邱庄主”，也有人称他为大邱庄的“土皇帝”。从他对香港记者的回答也不难看出，他对此看法并未反对，反而颇为自得，甚至觉得“土皇帝”不入耳，应该把“土”字去掉，他就是“皇帝”。

随着一次次搬迁，禹作敏的住宅越来越豪华。在大邱庄，想要见禹作敏一面逐渐变得不容易，因为他的住处不仅设有保安，还设有传达室，如果他不愿意，别说见面，就是进门都很难实现。在大邱庄只手遮天的禹作敏，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

1990年，禹作敏的一个侄女受到了精神刺激，据说是被工厂副厂长刘金会侮辱所致。禹作利将此事上报给禹作敏后，禹作敏亲自下令，让禹作利替侄女出头，将刘金会64岁的父亲刘玉田抓来“啐啐唾沫，寒碜寒碜他。”言外之意，是将刘玉田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

禹作利得令后，心中有了倚仗，恶向胆边生。立刻纠集一众人马，将刘玉田老人从家中拉出来游街示众。但这并不算完，禹作利等人还当街殴打刘玉田老人，时间长达10余分钟。在此期间，许多大邱庄的人都见到了这一幕，却因为得知此事乃禹作敏批准，竟然无一人敢上前劝阻。

禹作利等人散去后，刘玉田的子女闻讯赶来，准备对父亲施救时，才惊讶地发现，在车水马龙大邱庄街头，竟然没有一辆车愿意载刘玉田去医院。被逼无奈之下，刘玉田的子女四处哀求，才总算是借到一辆手推的平板车，靠人力将刘玉田老人送到了村办卫生院。

村办卫生院的医生，自然也不敢得罪禹作敏，没有对刘老汉全力施救，导致当天下午一点左右，刘玉田老人因伤势过重，含恨而死。

禹作敏虽然并未直接参与此事，但刘玉田之死与他亲自下令脱不开关系。为了庇护犯罪的禹作利等禹家人，他一方面安排人手控制住刘玉田的子女，让他们不得离开家，更不能“乱说话”。另一方面则让禹作利等人谎称打死刘玉田是“街头偶遇，愤而动手”所致。

为了进一步保全替他办事的禹作利等人，禹作敏甚至企图颠倒黑白，专门召开一个“坦白自首大会”，污蔑刘玉田平日里在大邱庄横行霸道，还宣称刘玉田死有余辜。最可气的是，刘玉田的子女们也被迫参加了此次大会，却不敢为父亲发声。

总之，禹作敏利用自己的巨大能量，在大邱庄发动众人，集体抹黑刘玉田。将禹作利等人行凶之举，粉饰成“为民除害”，以此骗取同情，颠倒是非黑白。禹作敏发动2000余人写下“请愿书”，替这些罪孽深重的凶手们减轻罪名，并发动一次捐款，将钱分给凶手家属。

1992年，技侦班的27名师生，到大邱庄做社会调查时，与大邱庄的一名售货员交流时，售货员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态度，引起一名学生的不满，说了句“态度太差劲了”。令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句牢骚，竟然引来一场暴打。

27名师生不仅因此被非法扣押长达7小时，并且其中21人遭到殴打，5人因伤势严重而住院。期间还有人不停地叫嚣：“这里是大邱庄！”

这些人犯下滔天罪行后，禹作敏不仅没有秉公办理，反而打算故技重施。他让人威逼27名师生，写下“悔过书”，让他们承认“有学员喝酒闹事，侮辱妇女，打伤治安人员”，并且在发生冲突的商店砸烂了一些东西，“布置现场”。

由于27名师生急于脱身，写下了这份颠倒黑白地“悔过书”，加上学校方面打电话要人，这才得以离开大邱庄，脱离了禹作敏的魔爪。对于这样的事情，禹作敏早已司空见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但天不藏奸，不论他伪装得有多好，将大邱庄经营得有多么滴水不漏，终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1992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位“能人”李凤政，在华大集团公司开会时，突然死于会议桌前。时任总经理的李凤政，深得禹作敏的信任，在华大集团大权独揽。年仅45岁的李凤政，出人意料的死亡，令禹作敏有些措手不及。

最让禹作敏感到棘手的是，李凤政死后，一笔高达3亿的债务缺口浮出水面，除了知道这笔钱中的2亿是欠银行的，另外1亿是从外面借的以外，这笔钱究竟用于何处？落入何人口袋？等等问题，一概不知。

这时，“李凤政死时曾发现外来干部贪污”的说法传了出来，禹作敏听到这种说法后深以为然，对这些可能贪污的干部恨得咬牙切齿。不过，他可不是对贪污的行为恼怒，而是他早已将大邱庄的资产视为自己的私产，自然也将这些贪墨公司资产的行为视为从他口袋里掏钱。

为了挽回损失，气急败坏的禹作敏亲自主持了一次公司中层干部以上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将华大集团的干部列为“败家子”，更将矛头指向“外来的”干部。由于李凤政的突然死亡，3亿债务其实已经死无对证，但禹作敏不肯善罢甘休，竟然直接在总公司的办公室私设“公堂”，对那些被他怀疑的干部滥用私刑。

禹作敏准备好相应的录像设备，以及一些刑具后，率先动手施暴。在他的带动下，他手下的人胆子更大了，利用拳脚和器械，将多名被控制的人员打伤，在这种残酷的逼迫下，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自己有问题。

其中，一名叫危福合的26岁外来青年，不幸成为他们怀疑的目标。刘云章把他带到万全集团的三楼会议室后，开始对他进行“审讯”，在危福合拒绝承认自己有问题后，立即开始施暴，拿三角皮带不停地抽打危福合。

整整七个小时，危福合不惧他们的威胁和殴打，坚持称自己没问题。期间，殴打危福合的人打累了，就换一批人继续打。先后18人对危福合动过手，导致他于当晚10时许停止呻吟，被送到医院时因抢救无效死亡。

至此，禹作敏又欠下一笔血债。但他不以为意，立刻安排主要凶手逃跑，并开始着手制造假象。禹作敏可谓是嚣张至极，当公安局的民警到大邱庄抓捕凶手时，禹作敏不仅不配合，反而调动了大量的马车、汽车、农用车制造阻碍，包庇真凶。

事后，禹作敏又安排4名嫌疑犯不再外逃了，直接留在大邱庄，他认为这4个人留在大邱庄才是最安全的。然而，大邱庄真的是法外之地吗？显然不是，禹作敏当时已经近乎偏执的相信，他就是大邱庄的“皇帝”。

为了抓捕嫌犯，武警很快介入此事。当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驻扎在大邱庄村外时，禹作敏仍然鬼迷心窍，负隅顽抗，一边组织人进行游行，一边安排人手企图抵抗。但此时，禹作敏罪行累累，早已不得大邱庄村民的拥护，当武警进村后，许多大邱庄村民站到了正义的一方，令禹作敏的困兽犹斗很快就宣告失败。

1993年，禹作敏等8人走上法庭，接受审判。禹作敏因犯行贿罪、窝藏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其他7名同案犯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时的禹作敏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他说：

“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结束了他的一生。而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也并未因此没落，在大邱庄居民的共同努力下，依然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