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 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

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战争时期外，日本死于自己之手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数。80年代以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自杀身亡一人，日本已连续十余年突破每年自杀死亡20000人大关。从古至今，自杀行为伴随着日本民族进步的历历展痕。而更为突出的是，日本的自杀风气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日本文化和历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种追寻自我毁灭的传统。

当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杜尔凯姆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些共性的既成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现代自杀行为的研究者，也着力探讨社会发展与自杀行为的内在联系。

现代的日本人，虽经历了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仍消除不了其内在的文化遗传基因，他们自幼耳濡目染，通过家庭、社会和学校等各种渠道，在社会化过程中，从前辈那里接受了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经过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积淀于潜意识的底层，因而时时可以泛起，在狂暴的欧风美雨中仍支配着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一、“义务”、“义理”与传统价值观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维方式，认为日本文化不同于欧美的"罪恶感文化"，而是"耻辱感文化"，并用"菊花与刀"来喻日本民族性格。历史上的每个日本人必须履行“义务”与“义理”。“义务”包括“忠”和“孝”以及“任务"；而"义理"则是日本独特的范畴，这个词的确切定义，日本辞书上也表述得不很具体。本尼迪克特引用了一部辞书的解释：“义理，正当的道理；人应该遵循的道路；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地做某种事情。”履行“义务”和“义理”是天经地义不可违逆的，但在履行过程中各项责任间难免会有不协调和相互冲突，比如"忠与孝"不能两全；"义理"与人情不能兼顾；"义理"与"义务"有所抵触；为"义理"不能躬行正义；迫于"义理"而牺牲家庭；对社会和名誉不能两全其美；竭尽全力履行某责任而同时却忽视了另一种义务等等，如果经过努力协调之后还是不可兼得、兼顾，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往往只有选择死，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日本妇孺皆知的民族史诗《忠臣藏——赤穗四十七浪士》至今仍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每年一到12月14日义士复仇之日前后，总有电台播放忠臣藏和赤穗浪士的故事，电视台也竞相播放此类电视剧。这是一个发生在1701年的故事，主要描写“义理”与“忠”、“义理”与“正义”之间的冲突，结果理所当然地"义理"取胜，主人公播州赤穗藩以大石良雄为首的四十七位流浪的武士把名誉、父老、妻室、姐妹、甚至正义等一切都献给了“义理”，最终为协调和补偿尚欠的“义务"——"忠"与"孝".只有拿自己的生命来还债了，四十七人全部集体切腹自杀，偿还了对"义务"和"义理"的最后欠债。"义务"和"义理"所引出的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自杀事件在日本历中上可谓是车载斗量，四十七浪人的墓地世代皆是令人向往的朝圣之地。时至今日，日本小学五年级国语课本中仍把这种自戕当作正统道德楷模加以讴歌："他们报了主君之仇，他们坚韧不拔地履行"义理"，应被视作永不息灭的榜样……他们死得忠烈悲美，永远是代表日本民族道德精神的杰出楷模。”

日本人崇尚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自杀若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就能够洗清自己的污名，恢复名誉。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在某些场合，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自杀是理应采取的最高尚行为，在捐献生命之际.能体验到一种道德升华的慷慨凄凉的满足。如大战时期日本政要重光葵宣称："人类即使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不少场合，为了名誉，在生死之间选择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又如，元旦那天无力还债的人，因某种原因引咎自杀的官吏，双双殉情的情人，和抗议政府某项政策的忧国之士，都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不愿做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引向自己，对自己采取极端行为----自杀。

二、源远流长的死亡之道————“武士道”

“武士道即通向死亡之道。”这是日本著名的武士修身书《叶隐闻书》中的名句。武士的哲学也就是死亡哲学。自杀，被当作武士的义务。

日本12世纪前虽有武士存在，但还没有形成武士阶级，武士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法则尚未形成。到了镰仓时代（1184—1333），有关武士道的内容和形式逐渐演进完成。武士，以忠诚、名誉、尚武为道德规范。日本人自古尚武，对武士有着强烈的向往，与“武”和“武士道”相关的道德观念受到高度评价，武士文化具有特殊的形态，同样也有很高的地位。武士以被俘或死于他人刀下为耻辱，而“切腹”是武士尽“忠”的最高体现，成为武士的传统。“玉碎”（集体自杀），被誉为“武士道的精粹”。日本人一直把战败自杀看做是“知耻”的崇高行为，当做武士道的精华来赞颂。詹姆斯·克拉贝尔的《将军》一书轰动了70年代的美国文坛，成为最畅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人与我们的质料不同……武士们什么也不怕，特别是不惧生死。上级说'杀！'他们即刻就杀，上级说"死！'他们就俯身向剑或切腹而死。杀和死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小便一样简单……日本女人也是武士，为了保卫主人（丈夫），女人也杀人。让她们死，她们就平心静气地自杀，割喉而死”。

"武士道"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推崇，明治初期以后，切腹被认为是"大和魂"的中心。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喻》中第一项就规定军人在必要时必须自杀。"武士道"在军国主义时代更是被大肆渲染，1941年1月8日以东条名义颁行的《战阵训》本训二“惜名”中说：“知耻者强，务必牢记乡党家门之尊严，奋斗不懈，以不负所期，生不受虏囚之苦，死不留罪过之污名"，"义比高山更高，死比鸿毛还轻"。这就是所谓的"鸿毛之训"。士兵被教育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大战中，整个日本军队中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也没有完备的医疗系统，在某些危急情况下，伤员可以被屠杀或授命自杀。在大战后期，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的驱动下，出现了大规模自杀性的军事行动，如日军"神风"特攻队的肉弹、太平洋诸岛上日本军民的集体"玉碎"、“一亿玉碎”的鼓噪等等。

一代代日本人对自己先人悲壮结局的记忆变成了自身迷乱和不可抗拒的冲动源泉。

三、绝无仅有的"国粹"——切腹的思想

以"切腹"——剖腹为手段的自杀，是存在于日本的独特现象，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近些年来，日本人以切腹为形式的自杀案已不多见了，但许多自杀案仍有与切腹自杀相关的思想因素。

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首开日本武士切腹自杀的记录。这种"光荣"的自杀方式逐渐演成了血腥的固定格式："一字型"切腹和高级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错人""帮忙"从旁边用武士刀砍下自杀者的头颅以最终实现死亡。日本历史上切腹而死的人不胜枚举，近代以来，十字型切腹最著名的有日俄战争后被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时，在明治遗像前双双切腹殉死；二次大战日本投降的前一天，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十字型切腹；1970年11月25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三岛由纪夫和他的同志森田必胜，在东京市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军司令部内，身着"之会"的军服、头上扎着写有"七生报国"的白色布条，在面对1000多名官兵演讲、三呼"天皇万岁"之后当众切腹，并由其助手斩下了头颅，体现了他的“武士之魂”和美学观点；几个月后，东京一大学生在金泽博物馆展橱内偷出了一把被视为国宝的日本刀，在那里当场切腹。

切腹，在日本历史上与武士道有着密切关系，一直是武士和近代军人最崇尚的自杀方式。而腹部并非自杀的理想部位，切腹并不能很快致死，相反是异常痛苦的。因此切腹并非是单纯以实现死亡为目的的自杀，而是一种仪式行为。有的学者认为，切腹除了显示自杀者的忠勇和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因在战斗中或平时若以自刎或其他方式自杀，事后旁人难于判断是否是他杀），更主要的原因是源于日本人对于“腹”的信仰。切腹的遗风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某女神为表达对负心丈夫的怨愤，切腹后投水而死。女性的腹部在原始社会图腾崇拜时期是性崇拜的一个重要对象，女性腹部为男性所不具有，尤如丰饶的大地，有着繁衍生灵和使男性愉悦的神奇力量。"腹"在日语中除有"腹部"的意思外，还有丰富的含义，构成的词组达数十个之多，有表示“心”、“思想”、“情感”、“勇气”、“意志”等等。在古代日本，男性以大腹便便为美，时至今日的大相仆，其体态除具有角力的实用性之外，也反映了日本一种传统的审美倾向。"腹"既是繁衍和体现美感的重要部位，又代表着心、思想、情感、勇气、意志等精神，因此，在死之前剖开这个"腹"，一方面表明忠诚与勇敢，昭示生者、震慑敌人，另一方面释放出自己的精神以求永生。

四、血腥的渲染与崇尚——审美意识

以审美的眼光来透视死亡，便可以纯粹的主观精神来超越个体时空的有限性，打破生死的绝对界限。从古至今，日本人标榜、渲染自杀，作为榜样的自杀史不绝书，日本的艺术作品也执着地渲染、美化自杀、日本著名画家古贺春江说：“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他最终也以自杀来实践了他的艺术观。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渲染自杀就象美国人渲染犯罪一样，而且是带着与美国人欣赏犯罪相同的情感来欣赏自杀的。比起戕害他人的事件，他们对戕害自己更津津乐道，满足了某种需要。江户时代的大文豪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在二十年间撰写了十五部有关自杀的书，在当时倍受欢迎。现代日本是一个大众传媒发达的国家，而传媒非常执着地对自杀案感兴趣，如1933年初，在伊豆半岛的观光胜地三原山死火山喷火口，一个少女从喷火口跳下自杀身亡，日本国内新闻媒介竞相报导，不厌其烦地大肆渲染这个少女凄壮的故事，争先恐后地转载该少女的照片、遗书、生平轶事等，结果，500多人步其后尘，相继从这个火山口跳下自杀身亡，三原山成为世界闻名的自杀胜地。1932年5月，庆应大学学生静冈与富家少女在神奈川县的坂田山中双双自杀，日本新闻媒介大哗，喋喋不休地大肆宣传，有关的文章、诗歌、小说充斥于各报刊，还迅速拍成电影《天国之恋·---坂田山心中》，日本国内自杀风又起。日本医大救命紧急中心的黑泽尚敦授指出："舆论过份渲染会产生一种"学习效果'，如报纸报道有老人在'老人日'自杀，过几天老人自杀事件便增加。又报道日本自杀名胜高岛台组屋区有人自杀，接下来几天该地区的自杀案便增加。"日本人对自杀的渲染，很容易使人从审美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待自杀。

日本的文学艺术家更是对自杀情有独衷，认为忠勇的自杀永远具有审美价值。"当我们意识到，美是如何地远离于我们而存在，而其存在方式，又如何令我们可望而不可及。我们会永远地离开这个物质世界，而美，却会永存于其中—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向美发起冲击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三岛由纪夫语）《自杀身亡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作品，透过其阴郁瑰丽的古典美，可感觉到那种贴近死亡的阴森之气，他的作品，都流溢着一种凄绝之美。"人若能将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即使可能不幸，但却肯定是平和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自杀呢？"描写情死—殉情自杀悲剧的大师近松门左卫门，将情死高度美化和理想化，以致确立了“情死美学”的文学思潮，在近松所处的时代，日本町人殉情自杀的情侣不可胜数，这无疑与近松的那些家喻户晓的情死剧有着直接关系。

近代以来，日本杰出的文学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有岛武郎、北村透谷、田中光英、原民喜、加藤道夫、服部达、久保荣、火野苇平、小林美代子等人都以自杀结束生命。几乎形成了一种一脉相承的传统，震撼着世界文坛。

“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句格言也反映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樱花的美—夜之间迅速凋零散尽的壮烈，犹如战死或自杀的武士，这也是日本人传统的审美模式。如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海空军自杀攻击队"神风队"的队歌《空中荣誉突击队之歌》："樱花肖人，非草非木/美丽蝴蝶，便是妻子/樱花盛开，落英缤纷/随风而去，永做芳魂/今晨飘飘，明日冉冉/樱花樱花，我将效汝。”日军飞行员唱着这支歌，驾着满载炸弹、鱼雷的飞机，撞向敌人军舰，同归于尽。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被誉为“日本最纯粹的审美主义行为的显示”。

五、通向天国的捷径—宗教思想与生死观

宗教起源于现实，在现实中一个最大的现实——死亡是宗教的源泉，"死亡是人生一切事件最有破坏性和组织性的一桩————恐怕就是宗教信仰的源泉"。

日本是宗教大国。据1986年的日本《宗教年鉴》统计，日本神道教徒有1.1亿人，佛教信徒有9200万人，基督徒有168万人，其他教徒1400万人。日本总计宗教徒达2.2亿，大大超过了人口总数，而日本人口总数是1.2亿。其原因即日本兼信一种或一种以上宗教的人不少。日本的宗教设施达18万个，平均每2平方公里一个。在佛教传入日本的1400多年间，神道教与佛教有不少地方相互融合，日本人形成了"结婚仪式在神前，丧葬仪式在佛前"的传统。

神道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已有2000年的历史。现在信徒达1亿人以上，每年到神宫神社"初旨"者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加上时令性祭祀、家庭祭祀者等达人口90%。复古神道的经典中，如本居的《古事记传》和平田的《古道大义》认为人死后不分贵贱，都要到“黄泉国”去受苦。平田认为人死后要到主宰神的“幽世”去受审，“显世"（现世）是寓世，"幽世"才是本世，即是灵魂的世界，人死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生活，所以人死以后就可以安心了。死并非空无所有，而隐世的生活才是应该刻意追求的。

佛教自公元6世纪起，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传入天台宗和真言宗。日本天台宗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发源了后世的净土宗、日莲宗、时宗。一千多年来，佛教在日本方兴未艾。佛教认为人生活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绝对安静的、无痛苦的涅槃，这种境界既摆脱了外在的客观世界，也摆脱了人的一切主观感受和理智活动。因此，现实世界如幻如梦，人们在现实世界所受的苦难是不真实的。佛教徒把世界看成受苦受难的地方，他们相信通过化为乌有，或通过理解到他们并不存在，或是理解到他们表面上的存在和世界表面上的存在都只是一种幻觉，就能摆脱这种受苦受难的境地。因此，一些极端的教徒就认为，一个人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方法就是变成虚无乌有——即停止存在。不少佛教徒抛弃了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日本人认为，任何人，死后都成佛，不论是微不足道的山野小人、农夫，还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死后皆成佛，千家万户中神龛内的祖宗牌位就叫“佛”。死了，也就一了百了，没有阴曹地府的罪可受。生活越艰难，人们越将幻想和希望寄托于死后的世界，于是有的人在当今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便断送生命以求来世幸福。因此，日本佛教对于死亡的顺从和忍耐态度，也就鼓励了日本人对生命不加特别珍惜，对死处之泰然，日本人存在着"过于执着于生是可耻的"这种传统观念。而且，日本佛教直接鼓励自杀，从古代到近代，许多切腹仪式竟然是在寺院的佛堂内举行，由僧人主持。武士在战前要参禅和进行茶道仪式，寺院充分肯定武士的价值。日本佛教认为自杀者同样进入极乐净土。1986年11月1日，七名"真理之友教"的女教徒因其教主宫本清治病死而集体自焚“殉教”。此后日本开始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日本继明治维新、战后初期的"第三次宗教热"。1995年3月，日本东京发生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地铁毒气杀人事件，宗教分子的举动震惊了全世界。而在奈良的“暴死寺”，每天前来上香祈祷上苍、希望能暴死身亡的日本老人却不下四、五百人。

六、日本自古自杀无罪

日本对自杀的传统道德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对自杀的法律评价。在日本历史上，从不曾有过“自杀罪”，也没有对自杀未遂者的制裁，相反，社会对自杀未遂者寄于同情和宽容。而且，法律对已自杀的罪犯不再追究。这些，与西方法律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法律严禁自杀。相反，日本"允许自杀"——"赐死"还成为日本封建时代的一种"宽刑"。"赐死"沿于中国唐律，即罪者可以不在刑场上处死，而在自己家中自杀，死者的名誉和尊严可以由此得到维护。“赐死"是一种恩典，为日本武士所追求。进入江户时代，被封建幕府作为对高级武士处于死刑的一种方式固定下来。当时武士死刑分为斩首、腹刑，高级武士可剖腹自杀服刑，免受斩首之辱，保全名誉。明治时期1870年的《新律纲要》规定对士族的死刑可实行自裁的剖腹刑。

“允许自杀”成为日本法律中的一种恩赐————“宽刑”。

七、集团意识、依赖心理————“传染性”与集体自杀

日本国民意识中有很强的集团指向性，富于团结精神，社会也处处注意培养人们的集体意识。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教育敕语”为官定的道德规范。“亿兆一心，世世济其美，此乃吾国体之精华……。"在旧日本，常提"举国一致"。日本人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和对集体、集团的忠诚心，而社会也充分体现了集团的活力。日本人就个体来说是谨小慎微的，一但形成集团就能胆大妄为。日本人在心理结构上有着很强的依赖心理。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势必造成自杀方式上的集体一致行为，使日本人的自杀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传染性”和集体自杀（日语称“心中”）。依赖心理使得人们更容易屈从于榜样的威力。在集体自杀中，尽管有的个体不情愿，但在集团意识的要求下也得自杀，极端化就表现为强制性集体自杀————"无理心中"。从这种行为方式的沉积看，武士和军国主义时代大规模的集体"玉碎"就可以理解了。

近代以来，自杀现象有时就象原因不明的瘟疫一样在日本国民中蔓延。如前述1933年伊豆半岛少女自杀引起的超过了500人的自杀。又如1986年，日本国铁平均每周有一名员工自杀，迫使中曾根首相下令内阁调查此事。再如1986年4月9日，女歌星冈田有希子跳楼自杀案发生过后仅几小时，众多的青少年就在有希子自杀处摆满了鲜花，还有人五体投地，伏在地上亲吻地面。有希子的自杀马上在日本又引起了自杀风潮，两周之内就发生了31起青少年自杀事件，其中19起是跳楼，甚至有人就是从有希子所跳的那幢楼跳下身亡的。在当月，日本19 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死亡事件就达83起之多，当年，日本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44%。日本社会学家称之为"有希子综合症"。日本警方认为，1986年日本青少年自杀激增的主要诱发因素之一，就是4月份女歌星冈田有希子自杀案，在日本青少年特别是女性青少年中引起了自杀风。杜尔凯姆认为，榜样的感染力足以引起自杀。

集体自杀在日本颇为突出。日语“心中”一词原意是“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表证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纹身、断发、断指、情死等等。但不知从何时起，“情死”成为真正的“心中”了，进而“心中”变为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共死——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日本集体自杀发生率惊人地高，日本警视厅对东京二十三区的统计，从战后到70年代有两个高峰，第一是1949年，总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二十，其中"心中"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十三，"心中"占了自杀总数的65%；第二个高峰是1957年，总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三十，"心中"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十一，占了自杀总数的37%。1988年，日本有据可查的“一家心中"——家庭集体自杀案件达400多起，夺去了1000多名父母和儿女的生命。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和平民的集体自杀————"玉碎"则更是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八、“内疚感”与拘谨自制的情感方式

由“义务”和“义理”衍生出的“内疚感”也是日本人自杀行为的一种潜在动因。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认为，内疚感是日本人与人关系中唯一最强有力的杠杆，由此派生出一些特殊后果，如自杀。他认为，日本人在待人接物方面，若欲置他人于犯罪境地，以及让他人自责和受到道德的严厉谴责，采取自杀便是最极端的手段。他举例说，三岛由纪夫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切腹自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使那些嘲笑讥讽他的民族主义说教的日本自卫队士兵感到终生内疚。在战争年代，有一张长长的自杀的学校校长名单，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学校遭美军空袭起火，毁掉了各自校舍内的天皇画像而引咎自杀的。对于失火，他们是毫无责任的，也不会受到官方的责难，是内疚感驱使他们自杀。日本武士的切腹，除显示忠勇之外，一定程度上也是要让敌人或主人愧疚。在日本，施恩惠于他人诚然是件好事，但你必须预见并注意到受你恩惠的人大概会感到欠下了恩，因此而内疚。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日本人拘谨自制的情感方式的缺陷日益明显。拘谨自制超负荷，容易使人在情感上走上极端。在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念里，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贫国心态"和危机意识，这成了日本民族克己发奋图强的动力，但旷日持久，这种忧患意识也会有负作用，沉郁过度，容易产生"非理智性社会行为"，容易造成心理障碍以至绝望，现代日本人自称是“富而不乐的人”。据日本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1984年抽样调查，日本18—24岁的青年中，认为人生中的"痛苦和烦恼大于希望和幸福"的占14.7%；认为"人生是绝望的、毫无意义的，有自杀想法"的占1.1%。又据调查，日本中小学生有28%的人说，他们曾经想过自杀。另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有25%的青年曾经酝酿过或正在酝酿自杀之念。

由于日本是个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的岛国，历史上又屡遭火山地震的毁灭性打击，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悲观宿命和无常的观念，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顷刻之间都将化为乌有。日本人崇拜樱花、将樱花引喻一个人的一生，认为人就应该像樱花那样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刻发光发热，也应该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寻求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