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先贤宋育仁，不仅是著名才子，还是一位维新救国的实践家

宋育仁：维新救国的实践家

高仁斌|文

在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四川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的省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梁启超等1200名举人联名的“公车上书”，其中参与的就不乏四川的在京学人。戊戌变法遇难的六君子中，四川就有两人：富顺的刘光第和绵竹的杨锐。与刘光第和杨锐同出于尊经书院的宋育仁，也孜孜不倦致力于维新事业，他一边著书立说，建构起宏大的维新思想体系，同时又身体力行，积极投身维新实践，同样值得后世铭记。

宋育仁，字芸子，号芸岩，晚年号道复。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倒石桥（2008年仙市镇改属自贡市沿滩区）。光绪元年（1875年），进入当时四川新式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学习，其时与绵竹杨锐、井研廖平、名山吴之英同称“尊经四杰”。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从七品）。宋育仁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时代，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读书人，宋育仁较早地认识到国家的危难，并开始探寻救亡图存的方法，1885年，他便写出《周礼十种》，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后来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均受到其影响。

在宋育仁的维新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于1891写成的以批判时弊、倡导维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时务论》，他明确提出中国非维新不可且维新迫在眉睫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阐述了维新变革的具体主张。《时务论》的写成也标志着宋育仁的维新思想初步形成。此后，宋育仁还写有《时务论外篇》等关于外交事务的文章。也正由于此，宋育仁的思想引起部分朝廷重臣的关注，在掌管翰林院的兵部尚书孙毓汶的举荐下，他被派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出使欧洲。

1894年，宋育仁以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的身份出使西洋，常驻伦敦。外交官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西方社会，得以结交各界名流，如英国著名政治家麦格、英国著名学者麦克斯·穆勒、汉学家理雅各等知名人士，得以自由出入议院、学校、企业、教堂等场所，这种工作上的便利极大提升了宋育仁的西学素养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深度。亲身感受到中西现状的差距后，宋育仁内心产生前所未有的震撼，学习西方、主张维新的决心愈加坚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育仁出使期间，正值国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他虽身处异域，却心系祖国安危，密切关注战势走向，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极为大胆设想，就是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时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于是他便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并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从菲律宾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谋定后，宋育仁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两百万英磅、另战款一百万英磅，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英籍提督琅威里率领。但此时，返职的公使龚照瑗闻知此事，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清廷这时已打定了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这一做法。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在回国途中，宋育仁写成《借筹记》，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清算处理，但宋育仁这一惊人之举牵连、涉及的人物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有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清廷便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赏赐的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回翰林院供职。经此一事，宋育仁便失去了在官场受重用的机会，但在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加入到维新运动这场救亡图存运动，成为一名杰出的维新志士和实践家，被誉为“四川报业鼻祖”“巴蜀近代民族工商业创始人”。

1896年春，宋育仁《呈清理财政折》由翰林院代奏，提出理财四事：开矿、铸币、设行、行票，阐述其经济思想与主张。国子监祭酒张百熙以宋育仁熟悉外洋工商之学，举荐他出任四川矿务商务总局监督，前往重庆负责全川矿务和商务的规划与管理。张在保荐宋育仁的折子中称宋“精求外国富强之术，且于川省情形最熟，兼本乡声望素孚。”

当年3月，宋育仁奉旨回川，到重庆办理矿务、商务，积极推动四川的维新运动。抵渝后，他广泛联络志士，鼓动当局设立商务局，并允许老百姓投资，先后兴办了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33家实业公司。宋育仁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就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举措，使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优沃的土壤，一时间，重庆、成都、泸州等地的民族资本实业蓬勃兴起。由此，宋育仁被誉为四川近代工商业创始人。

宋育仁兴办实业的同时，还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1897年10月，他联络杨道南等在重庆以股份制方式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渝报》停刊。但宋育仁同时又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创办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渝报》《蜀学报》都开宗明义把“开风气”载入办报章程，通过报刊倡言变法维新，“去塞求通”，启迪民智，壮大维新运动；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四川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两报与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湘学报》遥相呼应，还代售沪、湘、澳门等地维新报刊。《渝报》《蜀学报》还在省外20多个城市和省内20多个州县设立了代派处，影响极大。成都报人傅樵村在1903年撰文说，“在前十年，并无人看过报。到丁酉年（1897），富顺宋芸子先生在重庆办商务开《渝报》，四川人才知道商务二字，成都人才知道报的样子。”

晚年的宋育仁寓居成都，是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宣布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宋育仁受聘为总纂，主要负责纂修《四川通志》。民国十九年（1930），《四川通志》 初稿完成，全稿共300余册。在纂修《四川通志》的同时，宋育仁还受聘监修家乡的《富顺县志》，民国二十年（1931），《富顺县志》出版刊刻，被誉为“宋志”。

2019年6月23日于钱塘江畔